纳伦西亚联邦最高法院三号法庭的交叉质证环节，被安排在下午两点整。这个时间是由首席大法官塞巴斯蒂安·莫罗亲自选定的——午后是一天中人类注意力最低沉的时段，但也是撒谎者最容易露出破绽的时段。在长达三十七年的法官生涯中，莫罗发现了一个规律：上午的证人说谎时更流利，因为他们刚刚休息过；下午的证人说谎时更吃力，因为他们的认知资源已经在半天内被消耗殆尽。他想要一个吃力的证人。他想要真相从疲惫的缝隙中渗出来。
卡西扬·诺克斯走进法庭时，旁听席上的空气仿佛被抽走了一瞬。他穿着一件深灰色西装，白色衬衫，没有系领带。领口微敞，露出锁骨上一道浅淡的旧疤痕——那是童年时期在瓦尔特临床中心留下的静脉注射痕迹，被化妆师用遮瑕膏掩盖了二十年，今天却没有做任何遮盖。他的左手垂在身侧，五指微微蜷曲，指尖以极小的幅度轻颤。他没有试图隐藏那只手。相反，他将它放在了证人席前方的桌面上，五指分开，让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到那些无法被意志控制的抖动。
贾斯珀·卡特坐在旁听席第三排最右侧的座位上。他的位置经过精心选择——不在卡西扬的正前方，不在法官的视线中轴线上，不在任何可以被媒体镜头同时框入的画面内。他穿着一套炭灰色暗纹西装，乌鸦胸针依然别在左领。他的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表情平静如蜡像，但右手拇指正在以几乎不可见的幅度来回摩擦左手食指的指节——那是他在极度紧张时唯一无法完全控制的下意识动作。他知道今天下午的质证将决定一切。如果卡西扬撑住了，圣人形象将继续成立，奥利安的候选人资格尚有挽回余地。如果卡西扬崩溃了，整个“圣徒计划”将像被抽走最底层那张牌的纸牌屋一样，在六千万双眼睛面前轰然倒塌。
首席检察官从公诉人席上站起身。她今天穿着黑色法袍，领口别着一枚联邦司法部的银质徽章，步伐稳健地走向证人席。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曾在七十三起谋杀案的审判中担任公诉人，交叉质证过从连环杀手到白领罪犯的各色证人。但今天是她第一次面对一个同时是被告、证人、受害者和共犯的人。
“诺克斯先生，”她开口，声音平稳，不带任何预设情感，“请向法庭陈述你与已故莉薇亚·萨默医生的关系。”
卡西扬抬起头，目光与检察官对视。他的眼睛在法庭的荧光灯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颜色——介于琥珀与淡褐之间，虹膜边缘有一圈极细的暗色环纹。莎拉在旁听席上注意到了那个环纹。她曾在显微镜下见过类似的色素沉着模式——那是一种名为Kayser-Fleischer环的铜沉积标志，通常出现在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眼中。但NZX-447的长期暴露也会导致类似的重金属代谢异常。药物正在从内部改变他眼睛的颜色。
“莉薇亚·萨默是我的同事。”卡西扬说，声音低沉，语速均匀，“她在辛哈尔医学院担任实习医生，我在同一家医院担任志愿者。我们在急诊室认识，偶尔会在值夜班时一起喝咖啡。她是少数几个不把我当成宣传工具看待的人。”最后一句话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极其细微的颤抖，与他的左手指尖同步。
检察官从证物台上拿起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装着从莉薇亚笔记本中扫描的那封举报信草稿的部分内容。“在萨默医生生前最后一周，她曾多次在值班记录中提到你的名字。她在笔记中写道——‘他不是一个人。他身后的人，比整个医院加起来还可怕。’你能解释她这句话的意思吗？”
卡西扬沉默了。沉默持续了整整十二秒——对于法庭质证来说，这是一段长得近乎永恒的停顿。他的目光越过检察官的肩膀，扫向旁听席。不是看贾斯珀，也不是看洛根或莎拉。他在看旁听席最后一排角落里一个空着的座位。没有人坐在那里。但他在看那个空座位，仿佛那里坐着某个只有他能看到的人。
“她说的对。”卡西扬终于开口，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个音阶，“我不是一个人。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我身后站着的人，曾经站在维克托·阿彻身后，站在埃利奥特·瓦尔特身后，站在贾斯珀·卡特身后。他们的名字不同，面孔不同，但做的是同一件事——把我当成一件可以反复使用的武器。莉薇亚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她死了。”
法庭里爆发出压抑的窃窃私语。大法官敲击法槌，声音在穹顶下回荡。贾斯珀的右手拇指摩擦速度骤然加快。
检察官没有放过这个裂口。她从证物台上拿起第二件证物——那是一张高清监控照片，拍摄于国际会议中心后台走廊，画面中是卡西扬正从化妆间梳妆台抽屉中取出那个金属盒的瞬间。照片角落的时间戳显示，拍摄时间就在洛根潜入化妆间的四小时之前。“这张照片显示，你在萨默医生被害后，从化妆间取走了一个金属盒。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卡西扬的左手颤抖加剧了。他的右手下意识地按住左手手背，试图用压力抑制震颤，但效果甚微。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做了一个出乎在场所有人意料的动作。
他将右手伸进西装内袋，缓缓掏出了那个金属盒。它被一块褪色的深蓝色天鹅绒布包裹着，外壳在法庭灯光下反射出斑驳的金属光泽。他把盒子放在证人席前方的桌面上，用颤抖的左手打开盒盖。里面躺着那把解剖刀——刀柄被擦拭得锃亮，刀片上埃利奥特·瓦尔特的指纹仍然清晰可见。
“这把刀，”他说，“是埃利奥特·瓦尔特在二十年前NZX-447人体实验启动仪式上使用的。他用这把刀切开了第一个实验对象的静脉，将病毒载体注入血液。那个实验对象是一个出生仅两周的婴儿。那个婴儿是我的弟弟——我的双胞胎弟弟。”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目光扫过旁听席。贾斯珀的脸仍然维持着蜡像般的平静，但他右手拇指的摩擦动作已经停止，改为紧紧扣住扶手边缘，指节泛白。
“我和我弟弟，”卡西扬继续说，“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编入了埃利奥特的实验矩阵。他设计了对照实验——我们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被注射完全相同的病毒载体，接受完全相同的环境刺激。唯一的变量是药物剂量。我弟弟接受的是高剂量脉冲式给药，目的是诱发暴力冲动并测试其可控性。我接受的是低剂量持续给药，目的是维持表面上的正常神经系统功能，同时诱导可展示的震颤症状。”
“我们两个，”他说，“被做成了一个组合产品。一个负责在明处让人同情，一个负责在暗处让人消失。莉薇亚·萨默是被我弟弟杀死的。不是因为他恨她，不是因为她在举报我们，而是因为贾斯珀·卡特给他下达了指令，而他被药物改造过的大脑已经丧失了拒绝指令的神经回路。他用那把锈迹斑斑的旧刀片切开她的皮肤，然后用她胃里的空间藏匿证据——因为只有她的胃酸能够腐蚀刀片上残留的DNA痕迹，让证据在他取回刀片之前被部分销毁。”
法庭里的窃窃私语变成了一种低沉而持续的嗡鸣，像变压器过载前最后的警告。检察官站在原地，她的职业素养让她的表情保持着冷静，但她握着激光翻页笔的手在微微颤抖。她准备了多达四十七个问题，准备分七个阶段逐步瓦解卡西扬的心理防线。而卡西扬在第一个阶段的前三个问题内，就把她准备了三个月的问题清单全部击碎了。
“你刚才说你的弟弟接受了高剂量脉冲式给药，而你接受了低剂量持续给药。”检察官调整呼吸后重新开口，“你自己也服用NZX-447，直到今天吗？”
“是的。每一场演讲开始前，贾斯珀会把药片放在我床头柜上。如果我拒绝服药，他就会减少我弟弟的药量——不是断药，是减少。让他进入戒断状态。我弟弟戒断时的痛苦，会在夜里通过我们之间某种无法用科学解释的连接传递给我。我们共用一个基因组，一份病毒载体，和一种无法被切断的疼痛。所以我每天早晨醒来，张开嘴，吞下那片药，不是因为我在意自己的戒断反应，而是因为我不愿听到他在黑暗中惨叫。”
“你知道你今天在法庭上说出这一切的后果是什么吗？”检察官问。
卡西扬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左手。那只手此刻已经不是颤抖，而是整个手掌都在痉挛，五指张开又收拢，像某种被冲上岸的海洋生物在脱水后的最后挣扎。
“我知道。我今天早上没有服药。我把药片碾碎倒进了化妆间的洗手池。我做了二十年的提线木偶，做了二十年的圣人塑像，做了二十年用左手敲SOS却没有人能读懂的人。这二十年里只有一个人真正想要读懂我的信号，她死了。”他抬起头，眼眶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已经被燃烧殆尽后的灰烬般的平静。“所以我今天不需要药片了。不需要表演了。今天我只想要一件事——把这把刀还给它的主人。”
他用痉挛的左手拿起金属盒里的解剖刀，刀刃朝天，像呈上一件祭品般放置在证人席前方的桌面上。“这把刀上有埃利奥特·瓦尔特的指纹，有奥利安·瓦尔特出生时的血迹，有我弟弟从不承认的名字——维克托·阿彻为他的墓碑所刻的那个名字。我把它交给法庭。作为交换，我只有一个请求。”
法庭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我的请求是，”他说，“让我和我弟弟一起被审判。我们犯下的罪，我们共同承担。但让我们站在被告席上的同时，也让那些把我们变成武器的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埃利奥特·瓦尔特已经死了。贾斯珀·卡特还活着。奥利安·瓦尔特还活着。博蒙特·拉什还活着。那些签署授权书的、篡改病历的、指挥销毁证据的、操控舆论的、把六千万人的信任扭曲成武器的人——他们每一个都还活着。”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了那句让贾斯珀·卡特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的最后一句话。
“我已经把所有的药片、所有的注射器、所有的秘密通信记录，全部寄给了联邦司法部特别调查组，署名：不是B-15，是卡西扬·阿彻——维克托·阿彻的另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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