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的城墙在午后的薄雾中浮现出来，灰蒙蒙的，像一条卧在江海之交的巨龙脊背。单桅海船沿着钱塘江逆流而上，在城南的运河码头靠了岸。码头上泊着十几条漕船和客舟，挑夫们在跳板上穿梭往来，扛着越州的丝绸、明州的茶叶和从私港缴获的最后一批走私粮。没有人注意到这条不起眼的海船——它太小了，吃水又浅，混在一堆渔船和货船中间，就像一片落在池塘里的普通落叶。
独孤垣第一个跳上码头。他换了一身干净的戎装，腰间的横刀擦得锃亮，刀鞘上那道昨夜留下的划痕还在，但已经被他用磨刀石仔细打磨过，只剩下一条极浅的银线。他朝码头上的守卒亮出浙东观察使的令牌，守卒看了一眼立刻退开让路。独孤垣回头朝船上点了点头，裴子瑜抱着那只樟木匣子走下了跳板，周七和阿青跟在后面。木匣很沉，里面装的东西比他们四个人的命加起来都重。
江南东道节度使的衙门坐落在杭州城的凤凰山麓，前朝是吴越国王宫，如今改成了官署。朱漆大门上的铜钉在阳光下闪着暗沉的光，门前的石狮被岁月磨圆了棱角，但依然龇牙咧嘴地瞪着每一个踏上台阶的人。节度使不在衙中，他去了润州巡边，要半个月后才能回来。但节度判官在——判官姓韩，是个精瘦的中年文官，眼窝很深，颧骨很高，说话时习惯性地用右手食指轻轻敲着桌案。他在签押房里接待了他们，看了独孤垣递上的令牌和卢仲明写的驿递封套，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让人把所有门窗都关上了。
裴子瑜把木匣放在韩判官的桌案上，打开盖子，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取出来。林公的奏章草稿，周敬则的绝笔信，陈玄礼的交易清单，卢仲明与三位京官的往来密信，密账破译本，绢帛地图。每一件他都做了简要说明——这是什么，从哪里找到的，能证明什么。韩判官听着，手指在桌案上敲得越来越慢，最后完全停了下来。他把那封嵌着中书省水印的密信举到窗前，就着午后的阳光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将信纸小心翼翼地放回桌上，用一方镇纸压住，压了很久没有说话。
“这些东西，”韩判官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两片砂纸在互相摩擦，“不只是扳倒杜怀让的证据。杜怀让只是虾米。度支副使、户部仓部郎中、太府寺右藏署令——这三个人是鱼。但这封信指向的人，是钓鱼的人。”
他顿了顿，手指再次开始敲击桌面，节奏比之前快了一倍。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这份证据递进御史台，御史大夫必须呈给圣上。如果呈给圣上，就必须彻查中书省。彻查中书省，就会查到那个给御史大夫写回信的人。”
裴子瑜说他知道。
韩判官看了他半晌，从桌案后面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了一扇窗。窗外是凤凰山麓的层层叠叠的青翠，更远处是钱塘江入海口的浩渺烟波。他站在那里，背对着满桌的证据，像是在做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
“三天后，节度使回衙。我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交给他，由他决定要不要呈送京城。在这之前，你们留在杭州，吃住由衙门安排，不要出城，不要跟任何人联系。”他转过身，看着裴子瑜，“尤其是你。你是余姚田税案的当事人，朝廷革职的县令，越狱的逃犯。按律你现在应该在大牢里，而不是站在我的签押房里。如果有人认出你，我保不了你。”
裴子瑜点了点头。他从来没指望过被人保护。
从节度使衙门出来时已是黄昏。夕阳将凤凰山麓的飞檐翘角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晚钟从山腰的寺院里悠悠地飘下来，混着街上小贩收摊的吆喝声和孩子们追逐嬉闹的笑声。杭州城的黄昏和平得不像话，像一幅被精心装裱过的江南画卷。裴子瑜站在节度使衙门的台阶上看着这幅画卷，忽然觉得画面很美，但也很脆弱——脆弱到一张从京城飞来的密信就能让它碎成一地狼藉。
独孤垣带着弩手们回越州复命去了。临走前他在码头边站了很久，握着裴子瑜的手说了一句话——“下次见面，不要再拿刀对着我了。”裴子瑜说不会再见面了。独孤垣笑了一声，翻身上马，头也不回地朝南走了。他要去越州向薛兼训交令，然后继续当他的不良帅，在浙东的官道和山野间追捕下一个逃犯，再下一个，直到有一天他也跑不动了，退下来买几亩薄田，在某个远离官场的村子里了此残生。
周七和阿青留在了杭州。三人在运河边找了一家小客店，店名叫“望江楼”，名字起得气派，其实只有两层木楼，二楼客房推开窗户能看到一小截被民居遮挡的江面。阿青住一间，裴子瑜和周七住另一间。晚饭是客店老板娘煮的面，撒了几粒葱花和一小勺猪油，三个人吃得很沉默。吃完面，阿青把竹篮里的草药拿出来摊在窗台上晾，当归、三七、几株叫不出名字的根茎，还有一包从十里铺那个少年阿六手里带回来的马勃。她把草药一株一株地理好，动作很慢很细致，像是在给某个不会再回来的人准备药方。
天黑透了以后，裴子瑜一个人走到运河边。河面上漂着几盏渔火，忽明忽暗，像几只找不到归巢的萤火虫。他找了块青石坐下，把直刀横在膝盖上，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刀鞘。韩判官说三天后节度使回衙。但他心里清楚，这三天不可能平静地过去。卢仲明在桃花渡说的那句话还在他耳边回荡——“我有几封信要送，送完就来。”卢仲明没有说那几封信送给谁。
身后传来脚步声，踩在运河边的碎石路上沙沙作响。是周七。他在裴子瑜身边的石头上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两样东西——一枚铜鱼符和一封叠得很小的字条。鱼符是周敬则的右符，背面刻着“周敬则印”四个字。字条是他在桃花渡从卢仲明手里接过来的，一直没有给裴子瑜看过。
字条上只有一行字，笔迹是周敬则的——“第三子，在杭。”
四个字。没有署名，没有日期，没有上下文。裴子瑜看了很久，然后把字条还给周七。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周七把字条举到面前，就着河面上渔火的微光又看了一遍，然后将它折好放回怀里。“我爹让我来找这个人。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会找到他。”他站起来，拍了拍衣袍上的沙土，看着运河对岸那些密密匝匝的屋顶和街巷，“杭州城不大。也许他已经知道我们来了。也许明天他就会来找我们。”
裴子瑜也站了起来。夜风吹过运河，将水面上的渔火吹得晃了几晃。他抬头望向凤凰山的方向——节度使衙门门前的灯笼在夜色中像两颗红色的孤星。
三天之后，节度使回衙。到那时，木匣里的证据会摆上他的案头。他会怎么决定？呈送京城，还是像四年前的御史大夫一样按下不表？这个问题裴子瑜回答不了。他只知道一件事——无论节度使怎么决定，周敬则留下的那张名单，远比已经暴露出来的要大得多。陈玄礼是第一个，卢仲明是第二个，第三个人就在杭州城里。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茶商，也可能是一位坐在签押房里翻阅公文的判官，甚至可能是某位每次上朝时都会经过中书省大门的节度使幕僚。在这个人的身份浮出水面之前，杭州城里的每一张面孔，都可能是敌人。
运河对岸忽然亮起了一排灯笼，不是民宅的灯火，是官府的灯笼——五盏，排成一列，沿着河岸的石阶缓缓朝这边移动。灯笼上写着一个字——“節”。节度使衙门的人。不是韩判官派来的，因为韩判官说过三天之内不会来找他们。也不是独孤垣——独孤垣已经走了。
周七的手按上了刀柄。裴子瑜也握紧了自己的直刀。灯笼越来越近，近到能看见持灯人的脸。是五个穿皂衣的差役，为首的是个老头，须发皆白，但腰板挺得笔直。他在裴子瑜面前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了，将灯笼提高，照了照裴子瑜的脸，又照了照周七，然后说了一句话。
“裴明府，周公子，我家主人请二位明日过府一叙。”老差役的声音沙哑而恭敬，“主人说，令尊周敬则留下的东西，该物归原主了。”
周七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你家主人是谁？”
老差役摇了摇头。“明日便知。”他将一盏灯笼留在石阶上，转身带着其余四名差役消失在运河边的夜色里。
留在石阶上的那盏灯笼在夜风中轻轻摇晃，纸罩上的“節”字忽明忽暗。裴子瑜弯腰拾起灯笼，翻过来看灯座底部——底部刻着一个极小的印记，不是节度使衙门的官印，而是一枚私印。印文是四个篆字，被烛火熏得有些模糊了，但借着灯笼自身的光芒，裴子瑜勉强辨认出了笔画。
“林公旧藏”。
那是林公的私印。林公生前用过的东西，不是官印，而是盖在他私人藏书上的藏书印。这盏灯笼不是节度使衙门的物件——它是林公的遗物。而那个白须老差役说得很清楚，他家主人要归还的不是别的东西，是“令尊周敬则留下的东西”。
周七的父亲周敬则和林公——这两个死在同一年、死在同一个阴谋下的老友——在杭州城里留下了一样东西，交给了一个隐藏了四年的人。
运河上的渔火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只剩下他们手里的那盏灯笼还在燃烧。微弱的火苗在纸罩里跳动，将石阶、河水和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在杭州城黎明前的寂静中，这些影子交织在一起，指向明天那场不可预知的会面，指向那个即将揭开第四年面纱的神秘人，也指向一个旧的夜晚即将结束、新的帷幕正在缓缓拉开的未卜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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