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出隧道时，信号恢复，屏幕上的新闻推送完整地加载了出来。
《阿斯特利亚宪法学泰斗奥尔德曼教授宣布将就“联邦诉卡尔多瓦州等”案发表公开学术声明》
伊莱亚斯把全文读了三遍。第一遍扫过标题和导语，第二遍逐段分析措辞，第三遍则是在找——找教授会不会在声明中直接引用那份未发表手稿里的内容，找他会不会当众拆穿意见书中关于卡斯韦尔判例的论证把戏。新闻里没有透露声明的具体内容，只提到奥尔德曼将在两天后的联邦宪法学会年度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题目是《统计与排除：重新审视人口普查的宪法边界》。
他把手机扣在膝盖上，窗外的风景正在从近郊的仓库区变成曼斯菲尔德的玻璃幕墙。天空是那种介于蓝和灰之间的颜色，像一块没来得及洗干净的调色板。
回到亚德莱德大街37号时，大楼里的气氛已经变了。
那种变化不是肉眼可见的，而是一种漂浮在空气中的紧张感，像是暴风雨来临前气压的微妙下降。埃米尔在复印机前整理文件时动作比平时更快，萨宾娜接电话的声音压得更低，连走廊里那些从来不会跟伊莱亚斯打招呼的初级助理们，看他的眼神里也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是审视，还是某种幸灾乐祸的期待，他分辨不出来。
康拉德把他叫进了办公室。
“你看到奥尔德曼的新闻了。”
这不是一个问句。伊莱亚斯点头。康拉德站在窗前，背对着他，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击，节奏不快不慢，像是在数某种倒计时。
“他在声明里会说什么？”康拉德问。
“我不知道。他没有提前告诉我。”
“但你应该能猜到，”康拉德终于转过身来，目光从镜片后面直直地射过来，“你是他的学生。你研究过他所有的学术观点。你知道他在那条判例上的立场是什么。如果他当众指出意见书中的论证与原始材料不符，最高联邦法院的法官助理们会注意到，媒体会注意到，然后整个案子的舆论走向就会在口头辩论之前彻底翻转。”
伊莱亚斯沉默了几秒。“他的风格是不会在没有完整证据的情况下公开发表指控。但他如果决定站出来说话，说明他已经准备好了完整的论据。”
“所以我们需要在他开口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走到书桌旁，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文件夹，放在伊莱亚斯面前。文件夹的标签上写着“奥尔德曼，埃德温——背景资料”。
伊莱亚斯没有伸手去拿。
“这是什么？”
“和普雷斯科特一样的标准程序，”康拉德的语气平淡如常，“学术界的公众人物也有他们的弱点。奥尔德曼在十二年前曾经因为一次学术不端指控接受过校方的内部调查。那次调查最终以证据不足结案，但调查报告并没有被销毁——它被封存在卡尔多瓦州立大学法学院的档案室里。如果这份报告在适当的时候被适当的人‘重新发现’，媒体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报道角度：一位被指控过学术不端的教授，在退休多年后突然高调介入一桩政治敏感案件，他的动机是什么？”
伊莱亚斯感觉自己的胃在收缩。他当然知道那件事。奥尔德曼被指控在引用一位已故学者的未发表笔记时，没有按照学术规范标注出处。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闹剧——那位已故学者的家属后来公开承认，笔记的引用已经获得了口头授权，只是没有留下书面记录。但校方在舆论压力下仍然启动了调查程序，并将调查报告归档保存，像是故意留一个尾巴以便日后使用。
“那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证据不足，”伊莱亚斯说，声音比他预想的更紧，“他没有任何学术不端的行为。”
“当然没有，”康拉德说，嘴角甚至浮现了一丝接近微笑的弧度，“但我们都知道，在舆论的法庭上，‘被调查过’就等于‘有问题’。公众不会去读调查报告的结论，他们只会记住标题里的‘学术不端’四个字。一旦报告的内容被匿名泄露给媒体，奥尔德曼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攻击总统行政令。”
伊莱亚斯低头看着桌上那个文件夹。它安静地躺在大理石桌面上，没有任何威胁的外表，只是一个普通的米色文件夹，和他在档案室里每天处理的那几百个没有什么不同。但此刻它像是一枚被拆掉了引信但随时可能重新引爆的旧炸弹。
“你想让我怎么做？”
“你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他知道你在七楼工作。你去告诉他，他的公开声明将会对他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劝他选择更温和的方式——比如说，在法庭之友意见书中以中立学者的身份提交一份学术建议，而不是在媒体面前发表措辞激烈的公开信。”康拉德把文件夹往前推了一寸，“如果他愿意配合，这份调查报告将永远不会被任何人看到。”
伊莱亚斯的手指终于碰到文件夹的边缘。纸张的触感是冰凉的。他翻开第一页，看到了那份调查报告的复印件——校方调查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标题是《关于埃德温·奥尔德曼教授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初步调查报告》，结论栏里写着“证据不足，不予立案”，但标题和结论之间的那十几页调查记录，足以让任何一个不怀好意的媒体记者编织出十种以上的负面叙事。
他突然想起奥尔德曼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上用红笔写下的那句批注——“你在论证中保持了难得的诚实，不要让任何人夺走它。”也想起了教授在办公室里把牛皮纸信封交给他时说过的另一句话——“你能承受这个事实的重量吗？”
“如果他不愿意配合呢？”伊莱亚斯问。
康拉德摘下眼镜，用一张柔软的绒布慢慢擦拭。他的眼睛在没有镜片遮挡时显得更小，也更难以捉摸。“那我们就需要准备备用方案。匿名举报信会同时发给三家媒体的记者，调查报告的内容会以适当的方式公之于众。奥尔德曼教授会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忙于自证清白，而不是在媒体上攻击我们的客户。”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种沉重的安静。窗外，曼斯菲尔德的天空正被一层薄云遮蔽，日光透过云层后失去了所有锋芒，变成一种均匀的灰色。远处有一架直升机正缓缓掠过天际线，螺旋桨的声音被隔音玻璃过滤得只剩下一丝低沉的嗡鸣。
伊莱亚斯合上文件夹。“我去见他。”
康拉德重新戴上眼镜，点了点头，那表情像是在说——我知道你会做正确的决定。
走出办公室时，伊莱亚斯在走廊里遇到了埃米尔。档案员正推着那辆永远装满旧资料的小车经过，但他的表情和平时不同——没有了那种藏在厚镜片后面的玩世不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罕见的严肃。
“维斯特伍德先生让你去处理奥尔德曼的事情？”埃米尔低声问。
“你怎么知道？”
埃米尔没有直接回答。他推了推眼镜，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那份调查报告在七楼的档案柜里已经存了至少五年了。它不是最近才被‘发现’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维斯特伍德在很久以前就预见到了会有这一天——会需要奥尔德曼闭嘴，或者毁掉。你恩师的把柄，在他们手里已经攥了五年了。”
伊莱亚斯感到后背一阵发凉。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埃米尔沉默了几秒，然后推着车继续向前走。他的回答飘过来，轻得像尘埃落在天窗上：“因为我还没见过有人从这栋楼里完整地走出去。我希望你能是第一个。”
当天傍晚，伊莱亚斯再次踏上了前往卡尔多瓦的火车。这一次他没有提前发邮件，没有预约，只是在暮色中穿过那条熟悉的梧桐树林荫道，走进法学院的红砖建筑。二楼走廊尽头的灯还亮着——奥尔德曼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
教授听到敲门声抬头，看到是伊莱亚斯，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温和，然后变成一种更深沉的、似乎是早有预料的神色。
“我猜你是为那份法庭之友意见书而来的，”奥尔德曼说，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但我猜你还有别的话要说。”
伊莱亚斯站在门口，公文包里装着那份调查报告的复印件。他没有坐下。窗外的常春藤在夜风中沙沙作响，挂钟的滴答声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教授，”他的声音沙哑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有件事情必须告诉您。”
奥尔德曼静静地看着他，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在台灯的暖光中显得格外深邃。
“坐下吧，”教授说，“不管你要说什么，至少先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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