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猎物的反击

以利亚·万斯失踪的第四天,雾港联邦地区法院的书记官在哈丁法官的办公室门上贴出了一张打印在淡蓝色纸张上的通知——克劳诉联邦政府案FTCA部分的判决将于次日上午九点宣读。这张通知被法院实习生用手机拍下来发到了社交媒体上,不到两个小时就传遍了整个雾港法律圈。那些在三个月前还对这个案子不屑一顾的资深律师们忽然开始争先恐后地申请旁听席位,仿佛这场判决是什么突然被发现的、即将喷发的火山,而他们都想在火山灰落下来之前站到最近的观景台上。

诺拉·海因斯在收到通知之后几乎没有睡觉。她花了一整晚在克劳家地下室里,把FTCA判决后可能出现的所有程序走向画成了一张决策树——判决对原告有利则政府方必然上诉,判决对政府有利则原告方必须决定是否在既判力封死Bivens诉讼之前向第十一巡回法院申请紧急上诉。决策树的每一条分支上都标注了援引的判例、时间窗口和风险概率。科尔坐在她对面,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说话,只是偶尔在某条分支上指一下,让她补充一个她漏掉的法律依据。凌晨四点的时候,海因斯趴在桌上睡了大概四十分钟,醒来时发现身上披着科尔的外套,而科尔仍然坐在同一个位置上,面前摊着那个皮面记事本,正在用钢笔缓慢地画着什么。

“你不睡吗?”她问。

“我在想一件事。”科尔没有抬头,“如果FTCA部分我们赢了,政府方上诉到第十一巡回法院,而第十一巡回法院维持原判,那么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的概率大概在百分之十到十五之间。但如果我们输了——FTCA部分被驳回,既判力原则封死了Bivens部分,我们不得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最高法院申请调卷令——那么最高法院受理的概率反而会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海因斯揉了揉眼睛,在脑子里把科尔的逻辑跑了一遍。“因为如果我们输了,这个案子就会变成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宪法问题——在FTCA判决被既判力原则用于消灭Bivens个人追责的情况下,受害者是否还有任何宪法救济途径?这个问题在巡回法院之间存在明确的分歧。最高法院有强烈的制度性动机去解决这种分歧。”

“对。”科尔把钢笔放下,“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胜诉。我们需要的是败诉之后的上诉窗口。我一直告诉你我想把案子打到最高法院,但我没有告诉你的是——在目前的程序态势下,败诉才是通往最高法院的最短路径。”

海因斯沉默了片刻。窗外的枫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偶尔有几片残留的枯叶被风吹离枝头,擦过地下室的窗玻璃,发出细微的刮擦声。她想起科尔在几个星期前让她同意政府方的拆分动议时说的话——“我们需要FTCA部分先被判决,不管输赢。”当时她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有信心赢”。现在她明白了。科尔从一开始就对FTCA部分的胜诉没有抱任何期望。他需要的是败诉之后产生的那个宪法问题——那个足以撬开最高法院大门的程序死锁。他把伊桑·克劳的案子设计成了一个必然会走到最高法院的法律困局,而在这个困局的核心,伊桑本人的胜败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判例。一个可以永久性地改变联邦执法追责机制的判例。她盯着科尔那张被台灯照亮的侧脸,忽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想把他面前那个记事本抢过来,翻到第一页,看看他在三个月前第一次走进克劳家客厅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今天凌晨这个对话写在了计划里。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让FTCA部分输掉的?”她问。

科尔终于抬起头来。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目光依然是那种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外科医生般的专注。“在伊桑告诉我,他想让雷恩知道'他们做错了事,而且必须承担后果'的那一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我见过无数次的东西——受害者对系统公正性的最后一丝信任。那种信任太珍贵了,不能浪费在一场地区法院的和解金谈判上。它应该被放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让九位大法官看到。”

上午九点整,哈丁法官坐在第五审判庭的法官席上,面前摊着一份打印好的判决书。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法律记者、法学院学生、联邦执法局的公共事务官员,以及几个雷恩不认识的、穿着深色西装、表情肃穆的中年男女,他们可能是万斯派来旁听的人,也可能是FBI派驻在法院的便衣探员。格雷戈里和艾琳坐在第一排,艾琳今天没有绞手帕,她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手指交叉,指关节微微发白。伊桑坐在她旁边,仍然穿着那件袖口磨亮的旧西装,目光平静地落在法官面前那份即将决定他命运的判决书上。

哈丁法官开始宣读。他的声音平缓而单调,像是一台被调低了音量的老式收音机,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在法庭的空气里,激起了看不见的涟漪。

“本院认定,原告伊桑·克劳在赫斯佩里亚街行动中确实遭受了被告联邦执法局探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不当对待。然而,根据《联邦侵权索赔法》第二千六百八十条,政府雇员在履行自由裁量职能时的判断失误,即使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不构成该法项下的过失侵权。维克多·雷恩探员在行动中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做出了对原告进行羁押并进一步确认身份的决定,该决定属于其职务范围内的自由裁量行为。本院认为,雷恩探员的判断在此过程中确实存在失误,但该失误尚未达到FTCA所要求的'超越自由裁量权边界'的程度。因此,本院驳回原告对联邦政府提出的FTCA索赔。”

他翻到判决书的最后一页。

“同时,根据FTCA第二千六百七十六条,本判决构成对原告与被告之间就赫斯佩里亚街行动所引发之全部事实争议的实体性终局裁决。该判决具有既判力效力,永久禁止原告就同一事实再次提起诉讼——包括原告在本案中同时提起的针对雷恩探员个人的Bivens宪法侵权索赔。”

法槌落下。

第五审判庭在那一瞬间陷入了一种奇异的沉默。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没有人移动。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半,每个人的肺里都残留着最后一口呼不出来的气。然后,旁听席后排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几乎听不到的声响——那是几个法律记者同时按下录音笔暂停键时发出的塑料摩擦声,整齐划一,像一台机器被骤然切断电源。伊桑的身体微微向后靠了一下,后背碰到了椅背上那块已经被前人的汗渍浸得发亮的木质横梁。他的脸没有垮,眼睛里也没有泪水。他只是轻轻地把双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用力握了一下,然后松开。海因斯侧过头看他,他朝她极轻地点了一下头。那个点头里没有任何戏剧性,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被告知“法律认为你遭受的一切都不足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伤害”之后,用仅剩的克制确认自己还能撑住。

格雷戈里站了起来。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水里行走。他走到原告席旁边,把手放在伊桑的肩膀上。那只手在他儿子肩上停了几秒,没有用力,只是放着。艾琳没有站起来。她仍然坐在第一排,双手仍然放在膝盖上,目光仍然停留在法官席上——但哈丁法官已经离开了,法官席上只剩下一把空椅子和一份被书记官收走的判决书副本。她盯着那把空椅子,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但被某种东西堵住了喉咙。

同一时刻,距离雾港市四百英里的诺瓦利斯市,FBI驻诺瓦利斯办事处的大会议室里正在进行一场紧急协调会。参会人员包括科尔曼、萨拉·陈、两名联邦助理检察官、以及通过视频连线接入的联邦法警局证人保护计划档案管理员。会议桌正中央的投影幕布上显示着一张由十几张老照片拼贴而成的合成图像——每个失踪证人的档案编号、安置地点、失踪时间,以及埃德蒙在录音带中提到的那八个名字。

科尔曼正在汇报调查进展,他的声音被会议室里的麦克风放大之后带着一丝金属质感的回音。“截至今天上午,我们已经通过交叉比对确认了名单上八个名字中三个人的下落。第一个人,罗莎·门德斯,编号WPP-8427,埃德蒙·万斯的母亲。她的安置记录在一九七九年之后完全空白,没有任何死亡证明,没有任何重新安置申请,没有任何社会安全号码的后续使用记录。她失踪了——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失踪,是物理意义上的彻底消失。”

他按了一下遥控器,投影幕布上跳出了第二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七十年代风格的高领毛衣。照片下方的标注写着——“迈克尔·帕克斯,WPP-9104,联邦证人,原为诺瓦利斯市有组织犯罪调查的关键证人,一九七九年七月安置至丹佛市,一九八零年三月失踪。”

“第二个人,迈克尔·帕克斯。他的女儿在失踪人员数据库里提交了一份DNA样本,我们通过国家失踪人员DNA数据库进行比对,发现这份样本与一九八一年在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国家公园内发现的一具无名男尸存在亲子关系匹配。尸体是在一条废弃的伐木小道旁边被发现的,死因是头部枪伤。当地警方当时的结论是自杀——一个被子弹射穿了太阳穴的自杀者,尸体旁边没有发现枪支。”

科尔曼按下第三次遥控器。幕布上出现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大概二十五岁左右,深色皮肤,笑得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牙齿。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子,链子上坠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吊坠。

“第三个人,埃琳娜·莫拉莱斯,WPP-8852,联邦证人,原为一起跨州毒品走私案的污点证人。她的失踪时间和帕克斯几乎完全重合——都在哈里森·万斯调阅证人保护计划档案之后十二至十八个月之内。我们在追查她的下落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她的最后一次社会安全号码使用记录是在一九八一年,地点是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一家医院急诊室。她在那次就诊中被诊断为'中度脑震荡和左侧三根肋骨骨折'。病历上记录的受伤原因是'跌倒'。为她接诊的急诊医生在病历末尾加了一句备注——'患者拒绝警方介入,拒绝提供受伤详细经过。建议后续进行心理干预。'但在那次急诊之后,她的所有记录就中断了,和罗莎·门德斯一样——没有死亡证明,没有重新安置,什么都没有。”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视频连线那头的联邦法警局档案管理员是一个头发灰白、戴着一副老花镜的女人,她在科尔曼汇报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插话,直到此刻才用一种极为克制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职业化的平静语气开口了:“科尔曼特工,我的团队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翻阅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间证人保护计划档案库中所有与哈里森·万斯调阅记录相关的访问日志。日志显示,哈里森在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期间,总共调阅了十四份证人档案。其中八份档案的调阅申请单上注明的理由是——'司法委员会立法研究需要'。但另外六份档案的调阅申请单上,调阅理由一栏是空白的。”

“空白?”萨拉·陈停下了手里的笔。

“空白。”档案管理员重复了一遍,“我在证人保护计划档案库工作了二十七年,从来没有见过调阅理由一栏被故意留空的申请单。因为不填写调阅理由的申请在程序上根本无法通过初审。除非——申请单上的初审签字人同意放行。而在这六份空白申请单上,初审签字人的名字是同一个人。他叫道格拉斯·莫兰,时任联邦执法局资产保全处副处长。在哈里森成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之前,莫兰就已经在执法局内部担任资产保全处的要职。也就是说,莫兰在哈里森的政治生涯中扮演的角色,比我们之前了解的——也比雷恩的举报材料里描述的那个'被威胁盖章的副局长'——要深得多。”

科尔曼把遥控器放在桌上,双手撑在桌面边缘,沉默了大概十秒钟。“莫兰现在在哪里?”

“昨天下午,他在FBI外勤探员的陪同下抵达了诺瓦利斯,目前被安置在一家由联邦法警局管理的保护性酒店里,等待大陪审团传唤。”萨拉·陈翻开面前的日程安排,“他主动联系的我们——在灰石庄园被搜查的新闻见报之后,他给他唯一还活着的女儿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不想死在监狱里。他愿意作证。”

“作证的内容是什么?”

萨拉·陈把一份文件推到科尔曼面前。“他说他在一九七九年不是被动地被万斯威胁盖章——他是主动参与了证人名单的泄露。他把证人保护计划的安置信息从执法局内部数据库里抽出来,交给哈里森的私人助理,然后由助理转交给以利亚。这就是为什么那六份调阅申请单上的理由栏是空白的——因为它们从来不是真正的调阅申请。它们是事后补的,为了在档案系统里留下一个表面合规的记录。而那些证人,每一个被以利亚开着那辆深绿色捷豹找到的人,都是因为莫兰先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空白申请单上。”

大会议室里的荧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响。投影幕布上的合成图像还在闪烁——罗莎·门德斯、迈克尔·帕克斯、埃琳娜·莫拉莱斯,三张照片在同一个屏幕上并排展示,三个人的眼睛各自看着不同的方向,仿佛在时间的缝隙里试图对彼此说些什么,却永远找不到正确的频道。

雷恩坐在FBI办事处走廊的长椅上,透过半开的会议室门听到了这一切。科尔曼没有邀请他参加协调会——他的身份仍然是举报人而非调查组成员——但他也没有被要求离开走廊。他坐在那里,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水,试图把科尔曼刚才说的每一句话和伊芙琳·索恩在锚与帆酒吧里对他说的那些话拼在一起。罗莎·门德斯——埃德蒙的母亲——在以利亚开车找到她的那天晚上,被他威胁如果靠近灰石庄园就会被永久消失。而威胁她的那个十六岁少年之所以能知道她的安置地址,是因为道格拉斯·莫兰在司法部大楼某个办公室里,把她的名字从证人保护计划的绝密数据库中抽了出来,交给了哈里森的私人助理。那不是以利亚一个人的罪行。那是哈里森的系统——一个由参议员、执法局官员和私人律师编织成的网络,以证人保护计划为猎杀名单,以安置地址为狩猎地图。

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屏幕上是科尔发来的加密消息,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只有一行字——

“FTCA败诉。既判力已生效。正在准备上诉。伊桑托我转告你——他知道你不是那个最坏的人。”

雷恩盯着这行字看了大概半分钟。他不是那个最坏的人。这不是一句赞扬。这是一个在系统的碾压下勉强幸存下来的年轻人,用一种比怜悯更沉重的方式,给予一个曾经对他施加过伤害的人最低限度的承认——承认在这个由欺骗、背叛和谋杀组成的链条上,维克多·雷恩不是最顶端的那一环。他只是中间的一扣,和维拉一样,和莫兰一样,和伊芙琳一样。被同一个齿轮系统啮合着往前推,直到齿轮忽然反转,把推他的人碾成了碎石。他站起来,把杯子里的凉水一饮而尽,然后推开走廊尽头的防火门,走进了诺瓦利斯市深冬的冷风里。天空正飘着细密的雪,雪花落在FBI大楼外墙那块黑色大理石门牌上,盖住了“司法部下属机构”那行银色小字的最后一个音节。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雪在城市的车流尾灯中翻滚飞舞,然后掏出手机,拨了伊芙琳·索恩的号码。

“莫兰在一九七九年是主动的,不是被逼的。”他在电话接通后直接说,没有寒暄,“他亲口向FBI承认了。你的丈夫——马库斯——在七年前销毁维拉备忘录的时候,可能也知道这件事。你给我的材料里没有提到莫兰在证人保护计划中的角色。我需要知道,你对此是否知情。”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雪落在雷恩的大衣领子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白色,像是时间的灰烬。伊芙琳的声音终于从话筒里传来,比上次见面时更沙哑,更疲惫,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到外掏空了一层。

“我不知道。”她说,“但我知道了另一件事。我昨天晚上重新翻了我丈夫留下的所有旧文件——那些他以为我永远不会翻的东西。里面有一封信,是以利亚·万斯在二十年前写给哈里森的。信上只有一句话——'我已经处理好了那个律师的问题。证人不会开口。朱利安·布拉德利也不会。'那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乔治·卡斯特罗——布拉德利诉讼案最后一个拒绝翻供的原告探员——在那封信被寄出之后的第三周,在高速公路上被一辆没有挂牌的卡车撞下了高架桥。警方结论是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至今没有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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