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站的煤油灯光在背后渐渐缩成一颗豆大的黄色光点，最后被夜色完全吞没。文森特走下路基的时候没有回头，但杰克回头了。他看见二楼窗口那个穿深灰色大衣的身影仍然坐在原地，像一尊被遗忘在废弃建筑里的蜡像，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们离去的方向。那个姿势让杰克想起了一种他只在照片里见过的动物——一只守着空巢的老鹰，明知雏鸟已经飞走，仍不肯离开悬崖上的那根枯枝。
他们没有沿着铁路路基继续往北走。维克多·斯特恩在信纸背面附了一张手绘的路线图，标注了从信号站往西大约三公里处有一条废弃的货运支线，支线尽头连接着一条早已停用的州际公路，公路往南可以绕过桑德州警方的流动检查站，直插桑德州市区。文森特把路线图递给米拉，米拉借着打火机的光看了一遍，点头确认这条路可以走——她说克劳斯当年逃离奥尔德尼亚时也是走的这条支线，只不过方向相反。
三公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货运支线的路基被山洪冲毁了多处，碎石子被雨水冲刷成了一道道扇形的冲积扇，每一步都要踩在虚土和碎石之间寻找平衡。没有人说话，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太多东西需要消化。杰克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信号站里那个老人的每一句话，试图从中甄别出哪些是坦白、哪些是掩饰、哪些是又一次精心设计的误导。而文森特走在队伍最前面，步伐快得几乎像是在逃跑，那把黄铜钥匙被他攥在手里，硌得掌心的旧伤口重新裂开，渗出的血沿着钥匙柄的纹路渗进编号的凹痕里，把“0198”四个数字染成了暗红色。
米拉是第一个注意到月亮升起来的人。那轮月亮从东边盐舌荒地的地平线上缓缓爬升，颜色不是银白而是浑浊的橘黄，像是被荒野上漂浮的盐碱粉尘染了色。月光洒在废弃公路上，把碎裂的柏油路面照成一片片不规则的明镜。米拉停下脚步，指着公路南边尽头处一片低矮的灯光说：“桑德州市区。从这条路下去大概还有五公里。”
桑德州是奥尔德尼亚联邦西部最大的城市，也是康复计划执行期间所有评估数据的汇总中心。联邦卫生理事会曾经的西部总部就设在这里，那是一栋灰色花岗岩外墙的十二层大楼，正门外至今仍然嵌着一块铜制铭牌，上面刻着“为了全体公民的健康”——那行字在每年的反医改示威中被抗议者用红漆反复涂抹，又被市政府反复清洗，如今字迹已经斑驳得几乎无法辨认。克莱德在这栋楼里度过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十二年，而文森特的母亲娜塔莉亚·瓦尔特则在距离这栋楼三个街区之外的桑德州慈善医疗基金会办公室里，用她那优雅的斜体签名批准了数以百计的定向拨款。
进入市区之前，他们在一处废弃的汽车修理厂里休整了一个小时。米拉用修理厂角落里找到的半桶锈迹斑斑的雨水洗了脸，然后从背包里翻出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工装夹克换上，把长发盘进一顶沾满机油的棒球帽里——她做完这一切之后的样子，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在联邦追捕名单上挂了十年的逃犯女儿，倒像是一个刚下夜班的汽修厂女工。杰克用修理厂洗手池上方的破镜子碎片刮了胡子，然后从背包里掏出一件备用的格子衬衫，撕下袖子绑在自己的前臂伤口上——那道伤是在矿道通风井里被岩石划出来的，虽然不深但一直在渗血，衬衫袖子很快就被洇红了一片。
“你这样进银行会被注意到。”米拉看着他前臂上那块越来越大的红色血迹，从自己的背包里翻出一个小型急救包，“坐下，我帮你缝两针。”
杰克坐下来把手臂搁在修理台上。米拉从急救包里取出一根缝合针和一小卷医用丝线，动作熟练得让杰克忍不住发问：“你在哪里学的？”
“跟我父亲学的。”米拉说，手没有停，“逃亡十年，你总得学会处理一些在医院里才能处理的事。我缝合过的伤口比我父亲还多——他的病在最后两年让他轻轻一碰就出血，我得学会用最快的手法把血管扎起来。”她把针穿过皮肤时杰克的肌肉本能地收缩了一下，但她的手指稳稳地按住了他的手腕，“他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身体上的那些出血点，而是他一直在写那些日记。最后几个月他每天写到凌晨，点着蜡烛写，手指关节因为低蛋白水肿胀得握不住笔，他就用胶带把笔缠在手指上继续写。我问他为什么不口述给我让我代笔，他说有些话只有他自己能写——因为笔迹本身就是证物，将来如果有一天需要法庭笔迹鉴定，他的日记可以和他的签名样本吻合。”
“你父亲和维克多·斯特恩是什么关系？”杰克问。
米拉的手停了一下，针尖悬在皮肤上方半寸的位置。然后她继续缝合，但声音变了，变得像是在复述一个她自己还没有完全消化的事实：“我父亲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个名字。他把所有关于守夜人之夜的资料都存在那个岩洞档案室里，不允许我看。但我偷看过一次——在他做化疗的那段时间，他每次从自由邦的地下诊所回来都会虚弱两天，那两天他没法守着他的档案室，我就溜进去了。我在一个标注着‘勿触’的铁盒里找到了一份股东协议，签署日期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康复计划正式启动之前的那个春天。协议的甲方是奥尔德尼亚联邦卫生理事会，乙方是一家注册在自由邦马里斯维尔市的控股公司，叫AZH资产管理。协议的内容是，由AZH公司提供一笔五千万奥尔德马克的启动资金，用于建立联邦卫生理事会的第一个‘救治优先级评估试点项目’。而AZH公司的唯一出资人，签名栏里写着维克多·阿德里安·斯特恩。”
杰克低声骂了一句。他想起克劳斯录音里说的那句话——“他出钱养活了一个秘密的政府。”五千万奥尔德马克，那是一九八九年的五千万，足够买下整个奥尔德尼亚联邦三分之一的地方医院。而维克多用这笔钱换来的，是一个没有人能看到他面孔的、藏在层层壳公司和信托基金后面的绝对控制权。
“所以你父亲从一开始就知道谁是守夜人之夜。”杰克说，“他在录音带里说他追了七年——那是他给你们这些外人听的版本。真正的版本是，他一直在替他工作，然后用十年逃亡的时间把自己从同谋改写成掘墓人。”
米拉把最后一个线结拉紧，剪断线头，把缝合针在酒精棉片上擦干净放回急救包。她的动作仍然很稳，但她的嘴唇已经抿成了一条没有血色的细线。
“我父亲不是同谋。他是第一个受害者。”她把急救包拉上拉链，抬起头看着杰克，那双和克劳斯一模一样的灰绿色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被压到最深处才勉强没有溢出来的水光，“他起草评估模型的时候，维克多·斯特恩是那个告诉他‘这项研究将拯救更多人’的人。他用了三年时间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又用了二十五年去纠正一个他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犯下的错误。你说他是同谋——没错，法律上他是。但在这片毒土里，每一个人都是同谋。你是，你的搭档是，你死去的妻子也是——她等待审批的那一百二十四天里，纳税人的钱付给了那个评估委员会，而那笔钱里也包含了她自己缴纳过的每一笔医保费。她用她自己的钱养活了一个拒绝治疗她的系统。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滴水是干净的。”
修理厂里沉默了很久。远处桑德州市区的灯光在夜幕下安静地闪烁着，看起来温暖而文明，像是任何一种罪恶都不可能在那里发生的模样。
文森特从修理厂门口走进来。他在外面放哨，顺便把他那件沾满盐碱尘土的衬衫脱下来拍打干净，重新穿回身上。他走到米拉面前，伸出手，掌心朝上：“我父亲的路线图上说，我们需要在进入市区之前搞到一台车。”
“搞到一台车”的意思他们在来的路上已经讨论过了。三个人身上加起来一共有四千多奥尔德马克的现金——这是文森特在逃亡之前在桑德州取出的全部积蓄。但这些钱不能花在买车或租车上，因为任何需要登记的交通方式都会留下电子信息，而科恩的人正在全联邦范围内监控所有可能的信息流。唯一的办法是偷。
“往东两个街区有一条旧车报废场。”米拉把路线图摊开在修理台上，用手指划出一条穿过市郊工业区的路线，“我以前跟着父亲在桑德州躲藏的时候，在那里拿过零件。报废场的守夜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耳背，养了三条狗。狗比人难对付，但狗认识我。”
他们等到凌晨两点之后才出发。桑德州市郊的工业区在深夜里呈现出一种赛博朋克式的诡异美感——废弃的工厂烟囱在月光下投出参差不齐的阴影，锈蚀的铁丝网沿着街道延伸，偶尔有一辆巡逻警车从主干道上驶过，蓝红色的灯光扫过墙壁，几秒钟后又消失，留下一种短暂的、被监视过的余悸。
米拉带着他们沿着一条干涸的排洪沟爬进报废场后侧的铁丝网缺口。三条狗果然还在——两条罗威纳混血狗拴在报废场前门，一条灰白色的老猎犬自由巡游在废车堆之间。但米拉走进废车堆时，那条老猎犬只是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用鼻子在空气中嗅了嗅，然后重新趴回它那堆破毛毯上，用尾巴在地面上缓慢地敲了两下。
“它认识你。”杰克低声说。
“它认识我父亲。”米拉蹲下身，在老猎犬的耳朵后抓了两下，狗发出一声满足的咕噜声，“我父亲来偷过三次车。每次都是这条老狗帮他守门。”她站起身，开始在一排排报废车辆之间穿梭，用手电筒的光柱快速扫过每一台车的底盘和轮胎，动作熟练得让人怀疑她的整个童年都是在这种废弃空间里度过的。最终她停在一辆灰蓝色的旧轿车前，车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和鸟粪，但轮胎是新的——新得和报废场里任何一辆车都不一样。
“这个。”米拉蹲下检查底盘，“有人在给这台车定期更换配件。下面还有半箱油，防冻液也是新的。引擎——”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螺丝刀，撬开引擎盖，用手电筒照进去，然后愣在原地。
引擎盖上被人用防水胶带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是那种精准得近乎偏执的钢笔字迹，和在克劳斯日记里看到的完全一致，但这一张更新，墨迹更鲜：
“如果是我女儿在取这台车：机油在不到五百公里之前刚换过，备胎在后备箱隔板下面，副驾驶遮阳板后面夹了你出生那天我在产房外面填的第一张表格。不是你母亲填的，是我填的。上面有你父亲的名字。我曾经给他取过一个名字。后来我改了。爱你的爸爸。”
米拉把那句话看了三遍，然后把纸条叠好放进口袋，动作非常慢，像是一个人在合上棺材盖子之前的最后一次停顿。她转过身，用手电筒的光柱往远处照了一下——东南方向，大约两公里外，有一栋灰色的花岗岩高楼在夜空中划出一道沉默的轮廓。那是联邦卫生理事会西部总部。她父亲曾经在那里上班。
“他留了这台车给我。”她说，声音被压到几乎没有起伏的程度，但杰克看到她的手在发抖，“他知道我们会来这里。他一定是在我们离开信号站之后绕近道先到了这里，换了机油，加满了油，然后留了这张纸条。他给我们修好了逃亡用的车，然后他自己去了哪里？”
杰克没有回答。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维克多·斯特恩去了哪里并不重要——他花了二十五年时间织就了一张覆盖整个奥尔德尼亚联邦的蛛网，然后在蛛网最密的位置挖了一个洞，把自己的儿子推进那个洞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同时包含着善意和算计，温情和冷血，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分辨他究竟是在赎罪还是在完成一项更为精密的、他亲手规划的收尾工程。
文森特检查了后备箱的备胎——完好。他关上后备箱，走到驾驶座门边，手放在门把手上却没有立刻拉开车门。他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望着车里那张已经发黄了的医院产房表格，表格的边角钉着一张褪色的宝丽来照片，照片上是一只胖乎乎的婴儿手，手指抓住一根成年人的食指不放。那根食指的主人是谁，照片里看不出来——但文森特的手在车窗玻璃上忽然握成了一个拳头，然后他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启动引擎。
引擎启动得极其平稳。一台在报废场里藏了不知道多久的老车，被人维护得比新车还新。
“走。”他说，挂上前进挡，“去联合信托银行。”
凌晨三点的桑德州市区安静得像一座被抽空了灵魂的电影布景。宽阔的主干道上空无一人，交通信号灯机械地变换着颜色，却没有任何车辆在等待它。街道两侧的商业大楼玻璃幕墙反射着路灯的橘色光线，如同一排排被擦得干干净净却空无一物的镜面。这座城市曾经是奥尔德尼亚联邦医疗改革的总部，曾经有成千上万的生命在这里被标注为“可救治”或“非优先”，每一扇亮着灯的窗户背后都坐着一个在评估文件上签字的人。如今这些窗户全部暗了，大楼的租户换了一批又一批——现在是保险公司，是精算公司，是布雷默健康控股的西部总部——但大楼本身没有变，砖石没有变，地基没有变。那些被系统碾碎的人的名字消散在风中，而碾人的机器仍然矗立在原地，连外墙的灰尘都没有多积一层。
联合信托银行就在联邦卫生理事会旧址正对面的街角上。那是一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石头建筑，正门上方雕刻着一句拉丁语铭文——“信任是最坚固的基石”。杰克读到那行字时冷笑了一声，但什么都没说。
银行正门停着一辆车。不是警车，不是布雷默的私人安全车。是一辆米白色的老式轿车，车门上印着一个杰克从未见过的标志——一圈互相咬合的齿轮，中心是一枚蛇杖。那是奥尔德尼亚联邦医学协会的徽章。协会在医改法案废除之后就解散了，已经十年没有在任何公共场合出现过。
车门打开，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走下来。她大约六十岁，银发剪到耳根，脸上没有化妆，但站姿挺拔得像一柄手术刀。她手里提着一个和克劳斯的黄铜钥匙几乎一模一样的钥匙串，钥匙串上挂着的不是钥匙，而是一个金属铭牌，铭牌上刻着一行字：第11章——保险柜联合保管人。
“维克多·斯特恩给我打了电话。”她的声音清晰而冷静，“他说他的儿子会在今天凌晨到达这里，需要我打开保险柜。我叫伊丽莎白·弗莱明，前奥尔德尼亚联邦医学协会伦理委员会主席。我在这里等你们已经等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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