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五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奏劾宰相李逢吉党案

唐文宗大和五年，皇帝与宰相宋申锡密谋诛杀专权宦官王守澄，事泄后王守澄与朝中李逢吉党羽郑注等人勾结，反诬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谋反，导致宋申锡被贬。手握重兵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挺身而出，上疏力辩宋申锡之冤，并极其强硬地奏劾李逢吉党人与宦官内外勾结、把持朝政的罪行，甚至以“清君侧”相威胁。此奏疏震惊朝野，令权阉王守澄及李逢吉党羽大为恐惧，暂时有所收敛。唐文宗迫于藩镇压力，保全了宋申锡的性命，但彻底诛灭宦官的计划宣告失败。

在刘从谏强力奏劾的压力下，唐文宗与宦官集团因忌惮其手握昭义重兵而做出让步。最终，被诬陷的宋申锡免遭处死，但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后含冤而死；而李逢吉虽未被直接处决，但其党羽势力因此遭受重创，本人亦难以再登相位。唐文宗试图通过朝臣和平铲除宦官的计划遭受毁灭性打击。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宋申锡是否真的有漳王谋反的图谋，还是纯粹的政治诬陷；李逢吉党与宦官王守澄集团是否存在明确的内外勾结与朋党祸乱朝纲的事实；以及作为地方藩镇的刘从谏是否有权力深度介入中央宰相的任免与重大司法审判，这引发了关于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的激烈讨论。

此案深刻暴露了晚唐皇权旁落、宦官专权与藩镇坐大的三重政治顽疾。刘从谏的成功施压虽暂时让权阉畏惧，却进一步强化了藩镇武力干涉中央政务的恶劣先例，加剧了朝廷的威信扫地。宋申锡的冤屈也使得朝中正直之士心寒，打乱了文宗铲除宦官的布局，间接导致数年后更加惨烈且彻底失控的“甘露之变”爆发，皇权彻底沦为宦官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