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京兆府奏决栎阳尉柳涧坐赃案

唐宪宗元和三年，京兆尹李鄘上奏，栎阳县尉柳涧犯贪赃罪，奏请处死。唐宪宗批准，柳涧被杖杀。时任左拾遗白居易立即上疏，指出此案仅凭告发，大理寺、御史台等中央司法机关尚未推究虚实，京兆府便匆忙奏决，恐有冤滥，恳请重新按问。宪宗却以“事已如此，不要更论”驳回上疏，柳涧之死遂成定局。此案暴露了唐代京兆府在处理官员赃罪时的高度自主权，以及地方行政系统与中央司法监察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观察中唐司法实践与言官制度互动的重要案例。

争议焦点集中于程序正义：京兆府未经大理寺、御史台详审即径行奏决处死柳涧，该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冤滥；白居易强调惩赃亦需明核实情，防止因告发不实而枉杀。

案件引发朝野对京兆府专杀权限及司法程序缺失的反思，白居易抗颜直谏而不被采纳，凸显了言官监察的困境与价值，其直声为后世景仰。同时，柳涧作为柳宗元从弟，柳宗元曾为此案求情，牵涉出文士与权贵间的复杂关系，更增添了此案在文学史与政治史上的深远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