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尼克诉汤普森案

约翰·汤普森因一桩谋杀案被错误定罪并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一个月，其调查员发现检方多年间故意隐瞒了可以证明无罪的血液检测证据。汤普森最终被无罪释放，随后依据《美国法典》第42编第1983条，起诉了奥尔良教区地方检察官哈里·康尼克，指称其办公室因严重疏于对检察官就开示无罪证据（即布拉迪义务）进行培训，从而形成了一种导致其宪法权利受侵的“政策或习惯”，并索赔1400万美元。此案历经上诉，最终由联邦最高法院于2011年6月9日作出裁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数裁定，汤普森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一种持续且广泛的违宪行为模式，足以让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意识到培训缺失的明显风险。法院认为，本案中检察官隐瞒证据属于单一偶然事件，不能仅凭此判定其办公室的培训项目存在“刻意漠视”，从而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康尼克因此免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任职期间未对其下属检察官进行有关开示无罪证据的专门培训，是否足以构成《美国法典》第42编第1983条项下可使市政机构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政策或习惯”。关键在于“单一偶然的违宪行为”与“系统性的培训缺失”之间的界限应如何划定。

该判决极大地限缩了对因检察官不当行为导致的冤案受害者通过民事途径寻求救济的范围，使得日后起诉检察官办公室变得异常困难。判决引发法律界和人权组织的激烈批评，认为它实际上削弱了控方遵守证据开示规则的制度激励，使系统性的检察问责制出现真空，凸显了错案受害者寻求正义时面临的巨大法律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