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案

卫献公（姬衎）、孙林父（孙文子）、宁殖（宁惠子）、宁喜（宁悼子）、卫殇公（姬剽）、蘧伯玉

春秋时期，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被逐）至公元前546年（卫献公复位后杀宁喜）

卫国（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一带）

卫献公在位时，对掌权上卿孙林父和宁殖无礼。一次，献公约二人共进午餐，却失约并在苑囿中射鸿，见二人时不按礼仪摘去皮冠，使二人愤怒。孙林父遂联合宁殖，以献公暴虐为由，起兵将其驱逐。献公逃亡齐国，孙、宁二人立卫殇公（姬剽）为君。宁殖临终前悔悟逐君之举，遗命其子宁喜设法迎复献公。十二年后，流亡在外的献公与宁喜达成“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密约。宁喜遂杀死卫殇公，迎献公复位。献公复国后，深忌宁喜专权，不久便将其诛杀。孙林父则在宁喜政变时兵败，以采邑戚地投靠晋国。

此案无司法审判，最终以政治斗争的方式解决：宁喜成功迎回卫献公，但旋即被献公所杀；孙林父兵败出奔晋国，其采邑戚成为晋国控制卫国的据点。卫献公得以复位，但卫国国力与公室权威进一步衰落。

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臣子驱逐国君的行为以及《春秋》的记载笔法。是臣子大逆不道，还是国君无道自取其祸？后世儒家认为，史官旧文可能直书“孙林父、宁殖出其君”，但孔子修《春秋》时改书“卫侯出奔齐”。这一字之改，意在警示人君当修德免祸，而非为臣子逐君开脱，强调了君与臣的双重责任。

此案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卿大夫势力崛起的典型事件。它展示了春秋中期以下克上、逐君弑君频发的政治乱象。孔子修《春秋》对该案的笔削（称“卫侯出奔”而非“孙宁出其君”），成为儒家史学“为尊者讳”与“微言大义”的经典案例，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君臣关系和政治合法性的讨论。同时，晋国对叛臣孙林父的庇护，也反映出霸主国对诸侯国内政的干涉以及诸侯国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