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绛戮扬干之仆、自拘请罪案

魏绛（时任司马）、晋悼公、公子扬干

春秋时期，晋悼公四年（公元前570年）

曲梁（春秋时期晋国之地，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一带）

公元前570年，晋悼公在曲梁与诸侯会盟，其弟扬干仗势扰乱军队行列。执掌军法的司马魏绛为整肃军纪，不顾扬干是国君之弟，依法处死了为扬干驾车的仆人。晋悼公闻讯大怒，认为魏绛此举是羞辱自己及弟弟，扬言必杀魏绛。魏绛在执法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主动前来并向悼公呈上书信，信中陈述了自己身为司马必须维护军法的理由，认为自己未能提前训导以致动用刑罚，罪责深重，请求将自己交给司寇处死。呈书后，魏绛准备拔剑自杀，被士鲂、张老等人劝阻。晋悼公读信后深受震动，意识到魏绛执法是为国家大局，不顾个人安危。他连鞋都来不及穿，赤脚跑出宫向魏绛道歉，承认是自己没有管教好弟弟才导致其犯法，恳请魏绛不要自杀，以免加重自己的过错。事后，悼公不仅没有处罚魏绛，反而更加重用他，任命他为新军将佐。

本案并未进入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而是以君主（晋悼公）的自我反省和悔悟告终。晋悼公在理解魏绛的苦心后，公开承认错误，认为魏绛的处罚是合乎“军礼”的正义之举，而自己因私情而发的怒言是错误的。他不仅赦免了魏绛，还在会盟结束后，专门设宴礼待魏绛，并提拔他担任新军副帅（佐新军）。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国家军法（公义）与君主亲情（私情）发生激烈冲突时，应如何处理。具体而言：司马魏绛为维护军法尊严，处死了违法的公子扬干之仆，这是否构成对君主（晋悼公）的侮辱？君主在盛怒之下要求处死秉公执法的官员，是否合理？执法的官员在触怒君主后，应如何自处？

此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首先，它树立了“执法守法、不避权贵”的典范，魏绛为了维护军法的严肃性，敢于触怒君主并坦然面对死亡，其精神被后世传颂。其次，它也成就了晋悼公“知过能改”的明君形象，成为君主能够舍私情而全公义、尊重法律的正面案例。最后，此案生动诠释了“法理无情”与“君主有情”之间的理想平衡，即法律得以严格执行，而君主能以宽仁之心理解并支持执法者，这在古代法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常被后世引为司法公正与君臣和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