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人披告发吕甥、郤芮谋焚公宫案

晋文公（重耳）、寺人披（勃鞮/履鞮）、吕甥（瑕甥/阴饴甥）、郤芮（冀芮）、秦穆公

公元前636年（春秋周襄王十六年、鲁僖公二十四年）

晋国（今山西南部）及秦国边境王城（今陕西大荔东）

公元前636年，流亡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支持下返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原晋惠公、怀公的旧臣吕甥和郤芮因害怕遭到清算，决定铤而走险，密谋放火焚烧文公的宫室并将其杀死。曾奉命追杀过重耳的宦官寺人披得知这一阴谋后，为求自新并戴罪立功，请求觐见文公。文公起初拒绝接见，并责难其当年执行追杀令时的急切。寺人披以“君命无二”为自己辩护，并以齐桓公不计较管仲射钩之仇终成霸业的典故劝谏文公应胸怀大度、不计前嫌，同时警告若不接见，将有更多叛离者。文公听后接见了他，获悉了吕、郤的阴谋。文公遂秘密前往秦国边境的王城与秦穆公会晤，请求支援。三月二十九日，吕甥、郤芮果然焚毁公宫，但未能找到文公。败逃至黄河边上时，被秦穆公诱捕并杀死。

晋文公听从了寺人披的辩解与劝谏，接见了他并获取了重要情报。在秦穆公的军事支援下，成功挫败了吕甥和郤芮的政变阴谋。吕、郤二人兵败逃亡，被秦穆公诱骗至黄河边后处决。

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在于吕、郤二人的谋反行为本身，而在于晋文公应如何处理与曾经迫害过自己、如今却前来告密的寺人披之间的关系。核心争议是：君主是否应摒弃前嫌，接纳一个曾两次执行刺杀自己的“仇人”的告密？这涉及到君主个人情感与国家政治安危之间的抉择，以及对“忠”的理解——究竟是忠于旧主，还是忠于现任国君。

此案的成功处理对晋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首先，它巩固了晋文公初立的政权，消除了旧势力复辟的最后威胁，为其日后称霸奠定了基础。其次，晋文公不计前嫌、接纳仇人告密的大度行为，展现了一代明君的政治胸怀，为他赢得了人心。最后，寺人披“君命无二”的辩护及其被接纳，确立了“忠君”的新标准——忠是忠于现任国君、忠于国家社稷，而非效忠于某个旧主，这对后世君臣关系的伦理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