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曼诉美国案

2005年，被告人William Freeman因毒品与枪支犯罪，通过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c)(1)(C)条规定的C类认罪协议，被判处106个月监禁。随后，美国量刑委员会修订了涉及可卡因犯罪的量刑指南，并赋予其溯及力。Freeman依据18 U.S.C. §3582(c)(2)申请减刑，但政府主张其刑期系基于协议而非量刑指南范围，故不符合减刑条件。案件一路诉至联邦最高法院。2011年6月23日，最高法院以5:4的判决结果，认定当原审法院在判决时实质“基于”量刑指南，则C类协议的被告仍可申请减刑，并撤销上诉法院判决，发回下级法院根据多数意见进行重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判决未形成单一的多数意见：肯尼迪大法官宣布判决，并指出若地区法院在判决时实际依据了量刑指南，则被告有权申请减刑；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提供了关键的第五票协同意见，认为判断标准在于协议本身是否明确使用了指南范围。案件发回后，地方法院须审查原判决是否实质基于量刑指南。

当被告人依据《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c)(1)(C)条签订特定刑期的认罪协议并被判刑后，若量刑指南随后被修改并具有溯及力，其判决是否属于18 U.S.C. §3582(c)(2)规定的“基于”指南所作出，从而有资格申请减刑。

该判决为数千名处于类似境地的联邦囚犯明确了救济路径，厘清了C类认罪协议与量刑指南修正溯及力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联邦刑事司法体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使地方法院在签署此类协议时需更清晰地阐明判决依据，保障了被告人因法律变革获得公平减刑的权利。